近日，副镇长举报维权养殖户致其刑拘一事获多家媒体报道。“我父亲的养兔大棚被强制搬迁造成损失，维权后镇政府派人来给了5.5万元补偿，却被硬说成个人的钱报案，还把我父亲以寻衅滋事抓了。”转眼间，父亲已经被羁押了半年多，河南襄城的冯女士想不通，向媒体反映了此事。
　　
　　据华商报报道，2023年一农户从村委会租了一块地，“在种植的同时，筹措资金搭了一个大棚养殖兔子。”未曾想，2024年7月4日，该农户突然收到镇政府的限期拆除通知。“通知中称，养殖大棚属违法占地、违法建设，并三番五次催促拆除。”2024年7月21日，农户将兔子搬到临时场所，搬迁过程中有500多只兔子死亡。在反映维权后，该农户收到了镇政府5.5万元补偿。
　　
　　客观而言，监管和查处农用地违建行为本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可此事却存在着诸多疑点。比如，有村干部证实涉事土地此前就有大棚，如果这块地属于基本农田不允许搭大棚，那么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叫停？补偿收条的支付主体明明是镇政府，为何还能将养殖户定为涉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镇政府多名当事人在副镇长报案时，都附和称养殖户“威胁索要”，可到了采访调查时却对此事一概回避，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隐情？
　　
　　此外，2024年9月养殖户因质疑强拆兔棚的合法性提起了行政诉讼。紧接着同年11月，参与该农户补偿一事的胡姓副镇长便以“威胁索要”向公安局报案。12月16日，该养殖户被当地司法机关以涉嫌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关押。2025年6月，此案曾开庭审理，至今尚未判决。
　　
　　这一系列的动作不禁让人疑惑，相关证据和处置真的立得住脚吗？真的经得起法理和公众的审视吗？我们更要追问的是，当维权者因司法程序陷入囹圄，当行政诉讼与刑事追责的时间线紧密交织，权力与权利的边界是否被模糊，程序正义的天平又是否保持了应有的平衡？
　　
　　此事发展到如今这步田地无论有何后续都是两败俱伤，位于权力上位的管理者更应警惕“维权即违法”的错误逻辑和权力越界。这也就是说，行政是行政，司法是司法。两者结合固然会产生强力效果，但一旦运用比例失衡，公权力就可能异化为压制维权的工具。这不仅会透支公众对权力的信任，更会让普通民众在合法权益受损时陷入“不敢维权”“维权就没好下场”的困境。而当个体维权的正当途径被堵塞，当程序正义的底线被轻易突破，最终侵蚀的将是整个社会对法治的信仰与敬畏。
　　
　　此事也提醒，行政机关应葆有国家法治建设一盘棋的大局观念，履行法定职责时应强化制度刚性，维护政府公信力，恪守权力边界。拿此事来说，本来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时出现了养殖户受损情况，政府重视问题并给予补偿，一切都朝着解决问题的好方向发展，却在养殖户提起行政诉讼副镇长便报案后逐渐走偏。这种“维权即违法”的走向，不仅让前期的补偿努力付诸东流，又因程序与逻辑的重重矛盾面临多重法律拷问，更让公众对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产生质疑。
　　
　　也因此，无论是当地镇政府还是上级政府都有必要就此事做出进一步调查说明，用铁的事实回应公众质疑。而当地司法机关也应尽快依法裁决，拿出能经受住事实铁证与法律准绳双重检验的结果，以廓清疑云彰显司法公信力。
　　
　　法治建设不易，对于可能或已经存在的“维权即违法”的权力越界必须高度警惕。其一，须以制度刚性划清权力边界，畅通合法维权路径，让民众敢维权、能维权、维权有保障。其二，从个案纠偏、透明处置、公正裁决发力，严防权力异化，夯实法治与公平之基。（吉首大学）